知青 | 忻孚：头上少了那颗星，兵团“战士”秒变农工

作者简历

本文作者

忻孚， 66届初中毕业，1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，当过农工，教师，1976年到县工厂当工人，1977年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外语系，毕业后当过中学老师、翻译，后赴美国留学，获教育硕士和博士学位。任美国新泽西州大学教授，硕士和博士生导师，系主任。曾到国内几所大学讲课。

原题

"战士"的回忆……

作者：忻孚

一年一度的“八一”建军节来到了。从小接受的学校教育，使我对军人有一种神圣的敬佩，内心深处的崇拜。这种渴望成为军人的心情，在我们这一代人里更加强烈。因为我们从小就在“学习解放军”的口号中成长起来。

出于这种单纯的思维，在1968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中，许多像我这样的青少年选择了去“生产建设兵团”，因为有一个“兵”字，还有一个“军区”的头衔，带给我们这些未涉足社会的少年学生们，无限的想像，浪漫的期待：“屯垦戌边”，像解放军战士一样保卫边疆，这是多么高尚和伟大呀！然而，现实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美好。

到了北大荒的生产连队里，我们被称为“兵团战士”，这个“战士”的名称让我们兴奋了一阵子，也为那身发给我们的绿棉衣（军装）高兴了几天。然而，面对每天的繁重体力劳动，才体会到 “军队” 这样的头衔与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，我们也没有享受过任何军人的待遇。我们只是从大城市来的青少年，在这个天苍苍，地茫茫，一望无边的广阔大地上，干农活，当农民。下大田参加夏天的麦收，秋天的割大豆，冬天的修水渠……使用着原始的农业工具：小镰刀，铁锹。

少年不知愁滋味，虽然生活艰苦，劳动繁重，少男少女们还是很浪漫的。就像解放军战士穿上新军装那样，第一件事就是要拍照片寄给家里。我们没有军装，只发了一身像军装颜色的棉衣。这颜色还各异，北京知青的棉衣是黄色的，里面纳了线，看上去比较直挺，而上海知青的棉衣是绿色的，比较蓬松，看上去鼓鼓囊囊，可能是南方人不知道北大荒的冷吧？哈尔滨知青的鉴于黄绿之间，更符合东北的穿着，毕竟是在他们家乡周围嘛。如果大家站在一起，那还真有点意思，从衣服的款式上，颜色里，就能分辨出谁是从哪里来的知青了。

怎么才能照出相片像一个解放军战士呢？大家还真的动了不少脑筋。首先，不能穿着棉衣在夏天拍照，一定要等到冬天。再则，要有一枚红五星的帽徽。没有红领章怎么办？不知哪个机灵鬼想出一个主意：穿上长长的棉大衣，因为棉大衣有毛领子，无法挂领章，只能在帽子上戴红五星的帽徽。看看真正的军人，当他们穿着大衣时，领章是挂在大衣里面的军装衣领上的。我们也穿棉大衣，戴帽子，这样的照片就可以假乱真，看上去像是个军人了。

主意一定，马上行动。北大荒的10月份就开始入冬了，但仍是秋收时节，农活非常繁忙，没有休假日。为了能去县城照相馆拍照，我们几个女孩子主动请缨，打了一整宿的夜班，以便利用第二天的白天时间去县城拍照。凌晨5点钟我们才从大地里脱谷回来，一身脏衣，蓬头垢面。但我们顾不上这些，马上到井里打了一桶水，洗漱干净，踏着轨道上的枕木向火车站奔去。（我们所在的连队位于两个火车站之间，沿着火车轨道就能走到一个小火车站，如果碰上有火车来往，必须下轨道等火车驶过，再返回轨道行走， 这路程需要大约一个小时。）

为了照相，我们个个穿着棉大衣，急急忙忙地赶路，到达火车站时，已经是一身汗了，但仍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。乘火车到了县城，我们顾不上一夜无眠的疲劳，直奔照相馆，擦干汗水，梳头整发，准备摆姿势拍照。可惜，我们只有一个红五星，只能戴在一顶帽子上，大家只能轮流戴着这顶缀有红五星的帽子拍照，留下倩影。

记得我把照片寄给父母时，写了一封长长的信，让父母放心，因为我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“战士”了！

这就是那张“战士”照

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，中苏边境紧张。与苏联一江之隔的黑龙江省成为战争的前线， 兵团战士的“戌边”任务更加强了。团里组建了武装连队，挑选出身好的男性青年，发枪集训，调往边境，成为解放军部队的预备队（其实就是民兵）。而留在连队的青年也组织起来，几个人一杆枪，我被选为班长，发给我一只铁把冲锋枪。

我不懂武器，只是在书中看到过，这是一种二战时期的苏式冲锋枪，全枪都是铁制的，一打就发热，不能光着手握枪，要戴手套，尤其是冬天。训练开始了，卧倒，出枪，瞄准，屏住呼吸，扣动扳机，趴在雪地里一次就是几小时的训练，我感觉快要被冻僵了。第一次训练结束我就开始拉肚子，我想可能是我的肚子冻着了，只能请病假休息， 也算“逃避”了。接着是发给子弹打靶子，进行实弹射击。因为我的枪是冲锋枪，无法像步枪似的一枪一枪地发射，也无法趴在地上射击。依靠在一棵树旁，单腿跪地，我把十几发子弹一次装进弹膛，瞄准靶心，一搂扳机，只感到枪在我的手中抖动得厉害，同时听到“啪啪啪……” 一阵响，十几发子弹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全部射出。结果只有一发子弹击中靶子，其余的全都打飞了。

我不知道如果苏联军队真的打过来了，我们这些青少年用着二战时期的武器，经过短短的训练，是否能有力量抵挡？好在战争没有爆发，不然我们的青春血肉之躯只会成为战争的祭品….

在当年的“备战备荒” “准备打仗” 的最高指示下，我们要一个个地训练成“战士”，像“军人”一样。

既然是解放军的预备队，那么我们这些农民就被要求与军人一样地行动了。每个生产连队要求具备随叫随到，随时能战的“紧集集合 ”能力，即全连 “战士们”背上行李 ，在15分钟之内集合完毕， 集体出发，统一行动，一切听从连长，指导员的指挥。这种行动往往发生在下半夜，让劳动了一天，在疲劳中入睡的人们在梦幻中惊醒，以测试你的警惕性和备战能力。我们连队以悬挂在食堂前的铁杠为集合地点，敲击铁杠为集合信号。

曾记得一次在梦中朦朦胧胧地听到连续不断的铁杠敲击声，同屋的一姐妹突然大叫：紧集集合！我这才如梦初醒，慌乱地穿上裤子，手忙脚乱地折叠被子并用绳子捆牢，背在身上，抓起棉衣，踏拉着鞋子就往食堂跑。到了那里才想起我的鞋子还没有系鞋带呢。半夜三更，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好在地上的积雪能映照出一些亮光。大家拥挤在食堂前，谁也不知道要上哪里去？

这时候，连长吹哨，大喊一，二，三，让大家按照干活时的农工排的排列顺序站队，然后宣布：“发现敌人跳降落伞，落在西山头猪号附近，上级命令我们抓住在逃的敌人，跑步，出发！“ 人群中有人大声响应：“坚决完成任务！”  话音刚落，人们开始一个跟着一个地向西北方向奔跑。地上的积雪被踩得吱吱作响，谁也不敢出声，怕被“敌人”发现。人人背着行李，一边跑一边喘气。

猛地一抬头，我看见前面一个大个子老职工，背后背着个毛毛的，黑糊糊的东西，我紧跑几步追上他，才看清楚，原来他是背着一个卷在一起的狗皮褥子（北大荒天寒地冻，当地人用狗皮做褥子御寒）。我真想笑，这哪里像是“战士”呀？但也理解，有的老职工贫困，家里人口多，被子少，夜里无法将被子扛出去，只能背狗皮褥子了。

西山头距离连队有四五里路，山上种有果树，山下建了一个大猪圈，称为猪号。平时除了在那里干活，很少有人去，夜里没有电，更无人前往了。看来这真的是一个让“敌人” 从天而降，秘密隐蔽的地方。我们排着队，一个跟着一个地跑。渐渐地，队伍拉开了距离，有人跑不动了，蹲在路边直喘粗气，还有的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…. 有的把鞋跑丢了，光着一只脚在地下找鞋子。我还算好，曾在中学时期参加过“越野”比赛，跑长距离还有一定的耐力。

但是，由于穿衣服太仓促，我没来得急把棉裤系牢，跑了一半路，裤子就开始松动了，为了不掉队，我提着裤腰坚持着，可是裤子越来越往下沉，眼看就要滑到腰下了。这时，我看到路边有一棵树，便直冲到树后系裤子。好在是夜里，谁也看不清。系紧裤子，再接着跑，最终我跑到了猪号，赶紧询问已经到达的人是否抓到敌人？得到的回答是：“解放军已经完成了任务，我们来晚了”。我“喔”了一声，好像明白了什么，毕竟我们不是正规军呀！接下来的命令就是：回家。

这回人们的反应再也没有来时的亢奋了，有往回走的，有跑着的，还有互相搀扶的…...在返回的路上，人们相互告知，让那些还在往西山赶路的人，折返回家。折腾了一个多小时，一晚的睡意全无了。不知是我们的“军力”太差， 还是“情报”有误？反正，我们被”锻炼“了一把，过了一次夜半紧急集合的瘾。不过，后来听说，这就是一次训练，根本就没有什么“敌情“，那是连长编辑出来的。结果，有一个知青因心脏不太好，在路上跑不动，差一点犯了心脏病…...

随着“备战“的深入要求，各个生产连队都派出一名青年学习吹号。我们有了像解放军一样的“司号员”， 吹起床号，熄灯号，当然还有紧急集合号。不久，又增加了晚点名号。晚点名，顾名思义就是在晚上点每个人的名字，要求各个班、排，在晚上9点时，集合点名，报告连长有关人员出席和缺席的情况。同样的规定，听到吹号声到食堂前集合，列队，听从连长的指挥。经过一天的繁重劳动，回来吃了饭，谁不想倒在床上休息？但无人敢违反命令，因为我们是“军队”，是“战士”，只能每晚等待着这个晚点名号的吹响。

这天，号声响起，人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到食堂前，按农工排列队站好，听从连长的指挥。照旧，连长一声哨响，喊道：“一，二，三，列队，立正，稍息”。与平日不同的是，这次他加了一句：“立正，枪上肩”。可惜，他没有枪，我们这些“战士”也没有枪 （实弹射击后，枪械都上缴了）。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知所措。只听见连长拉长了嗓音，又喊了一遍：”枪…上…肩“，同时用手在身前比划着跨枪上肩的动作。大家正盯着看连长的动作，不由自主地也学习连长，开始用手比划着…..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到人群里有人大声地喊了一声：“到！”  宏亮的声音把大家吓了一跳，齐刷刷地转过头去找寻那个喊“到”的人。原来是老章。老章是在1958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”右派“，遣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的。几年后摘了”右派“的帽子，被”就地安排工作“，留在生产连队里了。他的名字：”章少仙“，与”枪上肩“ 听起来很接近。所以，他以为是在点他的名字呢！习惯了在劳改的日子里被别人大呼小叫的，他情不自禁地答道：“到！” 是可笑还是可悲呢？大家笑了一声，马上又停止了。有人好心地告诉他，点名还没有开始呢。只见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笑了笑……

后来，由于生产劳动繁忙，加上常常需要凌晨三四点钟起床，参加突击式的加班作业，这晚点名的活动才被取消。可是，这个“枪上肩” 的真实故事在知青中间相传，成为笑谈。

除了“军事行动”，政治活动也必须与解放军保持一致。

1969年初，“两忆三查”运动开始了（忆阶级苦，查阶级，查思想，查表现）。团里派出现役军人来到了生产连队，指导开班会，排会，连会。每天下工后的活动全部变成了“忆苦思甜”。先由老职工中的贫下中农诉苦，会场上高喊“不忘阶级苦” 的口号，再唱“天上布满星，…….有苦把冤申….” 的“忆苦歌”。气氛激烈时，讲者流泪，与会者抽泣。然后，一起排队到食堂吃“忆苦饭”。

所谓的 “忆苦饭” 就是把最难吃的放进大锅里一起煮。烂白菜，麦麸子，冻萝卜….，凡是要扔的全部都用上，连洗都不用洗，就像是煮猪食。我先生曾在食堂当司务长，他常说，做忆苦饭是他们食堂最容易的活了。我反驳说，那是最恶心的“饭”。

记得我第一次吃“忆苦饭”， 排队到了食堂窗口，一大勺”忆苦饭”舀到我的碗里，我不敢闻它的味道，拿了就走，找了个墙角的位置坐下开始尝试。我舀了一小勺放进嘴里，没想到胃里马上反应激烈，不由自主地呕了出来。我不敢让别人看见，用手捂住嘴巴，赶紧跑出食堂，直奔野外大地，蹲在地下呕吐，最后只好把碗里的“饭“全部倒在地里，用土埋了。（要知道，如果被发现，这可是政治错误呀！）然后，回到食堂继续参加忆苦饭后的”斗私批修“，肚子饿得咕咕直叫。

会议总算结束了，回到屋子里只能是喝水充饥。这时，我看到一姐妹正卷着身体，裹在被子里吃东西，原来她是在吃饼干。知道被我发现了，她就坐起来，开诚布公地说，”挖了一天的濠沟 （水渠），吃那个，谁受得了！反正不能饿着！”  我不敢发表任何评论，一把抢过她手里的饼干，扔进自己嘴里，大口大口地嚼起来。由于缺油，饼干很硬，但我感到这是我生平中最好吃的饼干了！

从那以后，我也学会了在被子里储存一盒饼干，要知道那一年的“忆苦饭” 可不是只吃一次的。

我相信我们这些”战士“ 绝对没有与解放军同等的伙食待遇。我们平时的伙食已经很可怜了，尤其是冬天，基本是发酸的玉米发糕，坚硬的窝窝头，加上冻萝卜丝汤或冻卷心菜汤，很多时候就连冻的菜都吃不上，只能喝酱油汤了。大家调侃自己是”汤司令“的部队 （当时常常放映的电影《战上海》里的国军）。

在这种艰苦的生活条件下，每天的繁重体力劳动压在一群十几岁的青少年的肩上，远离家乡和父母亲人。说实在的，我们只是在荒无人烟的广阔天地当农民，还不如农民，因为我们要接受贫下中农的“再教育”。我们还需要接二连三地吃“忆苦饭”，再为自己制造苦难吗？不知这种“战士”式的组织活动，”军人”式的训练，是否适合我们这些农民，这些知青？

1976年文革结束，历经8年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实践结束了。兵团解散了，改制回到了原来的农场编制，连队恢复成了原来的生产队，以农业生产为主。现役军入返回了部队或离任。知青按国家政策返城，回到自己的家乡。

50年以后，我们再相遇，大家谈论起当年的苦涩青春，心情如五味杂醋。留下的是一枚像“军人”那样获赠的纪念章和永远的回忆……

忻孚专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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